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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影《日瓦戈醫(yī)生》。精彩之處仍不可勝數(shù)，一個片段給我印象尤深。醫(yī)學院的學生日瓦戈，抱著幾本書乘坐老式電車，跑過莫斯科街頭，臉上充盈著希望、好奇、單純……生活正在向他展開，一切皆有可能。

多年來，我總是期待在北京街頭看到腋下夾著書籍的青年人。他們可以神色匆匆，也可以散漫不羈，書是他們通往未知世界的船票，也是抵御外界庸俗的城墻。

出人意料的是，我一次也沒碰到過。在這座超過一千萬人口的城市里，在熙熙攘攘的馬路上，在餐廳里、地鐵車廂中、公園的長椅上，我很少碰到真正的閱讀者。

你應該知道我的意思。當然會有人正在讀些什么，可能是一本書、一份雜志、一張報紙，或是一個iPad的顯示屏。但是，這些印刷品與顯示屏，似乎都失去了書的意義。它們不提供生活的另一種可能，迫使他們追問人生的意義。它們分散他們的注意力，幫他們獲得更多的生存技巧。

總而言之，它們不提供另一種邏輯，只加固原有的邏輯。此刻，現(xiàn)實的、可見的、物質(zhì)的力量吞噬了一切，幻想的、縹緲的、精神的領域不斷萎縮，甚至變成了一種笑料。

人們羞于談論自己的內(nèi)心、人生的理想，不自覺地貶低知識、思想、精神的空間，認定它們不合時宜、軟弱無力。

倘若你在餐桌上向人問起最近在讀什么書，談談對于約瑟夫?布羅茨基的看法，多半會引發(fā)莫名的眼神。人們甚至恥于提及一些詞匯。在王蒙高聲說“躲避崇高”十多年后，人們不僅躲避它，還譏諷它、踐踏它。

這一切并不難理解。倘若放在世界歷史的框架中，此刻中國的精神狀況，與勃列日涅夫時代的蘇聯(lián)、胡薩克時期的捷克、八十年代的匈牙利都有相似之處。一套意識形態(tài)系統(tǒng)崩潰了，生活在精神廢墟之上的人們無所適從，甚至不知道如何形容自己的困境。

一套話語系統(tǒng)都已被污染，所有的詞匯都失去了本來的意義。

在把“知識越多越反動”、“臭老九”的標簽貼在知識分子身上之后，“知識”與“知識分子”不僅失去光環(huán)，還是無用的象征；不斷高唱的“理想”，讓“理想”變成了欺騙的代名詞……這種情況，因為新生的大眾文化、商業(yè)文化，而變得更加嚴重。

這種被欺騙感實在太強烈了，以至于人們選擇了什么也不相信。但生活必定需要某種穩(wěn)固的東西，來抵擋生命必然的脆弱。于是，所謂的現(xiàn)實的、可見的、物質(zhì)的東西，不僅占據(jù)了我們外在的空間，也填充了我們的精神空間。

在一段時間里，它似乎真的填充了人們的空虛，物質(zhì)也帶來了新的自由。而那種什么也不信任的態(tài)度，似乎也讓我們感受到某種自由和尊嚴，它多少印證那句名言“玩世不恭其實是帶著面具的良知”。

這短暫的交易已經(jīng)到期了。物質(zhì)的力量，不再能緩解精神的空虛，反而開始加劇焦灼。中國的年輕一代，是前所未有的物質(zhì)化的一代，卻也表現(xiàn)出罕見的茫然無措。

因為不習慣談論理想、書籍、詩歌、人生，一套房子、一個新款的背包就變得至關重要。他們越是強調(diào)現(xiàn)實生活的重要性，現(xiàn)實就越是折磨他們。

“玩世不恭”也與良知脫離了關系，很多時候，它僅僅是“玩世不恭”。昔日的嘲諷對象，早已瓦解。“嘲諷”本身已經(jīng)成為一種新的強大的、應被警惕的力量。

正是精神世界的獨特性、自足性，讓每個人不同，讓他們抵御被濫用、踐踏的危險。

而這種獨特性、自足性的前提，是人們必須重新尋找到探索、描述自己精神空間的詞語、思想與情感。這并非是簡單地復制歷史場景，令北京的街頭出現(xiàn)日瓦戈式表情的青年，或是聚會上再度洋溢起八十年代生機勃勃、也經(jīng)常不知所云的高談闊論。

每一代人、每一個人都要尋找自己的方式，來確立自己的內(nèi)在世界。但這種改變的前提是，我們必須把那些被玷污、扭曲的詞匯、情感拯救出來，給它們賦予本來的光彩。精神、思想、知識不僅不是脆弱、無力的，反而是一種永恒的力量，它們永遠在防止現(xiàn)實權力變得過分粗鄙與粗暴。